6.中央总行动委      “立三冒险主义”路线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和各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各派军阀特别是蒋、桂、冯、阎四大派系之间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各派军阀都是以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为背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必然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军阀之间的混战。而且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实际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加上1929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

早在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多次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27日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

1930年7月中旬，李立三改组中共江苏省委，将中共江苏省委与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工联会合组成立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由他自己亲自兼任“江苏总行委”书记，吴振鹏、李维汉、顾顺章、徐锡根、陈云为总行委委员。

吴振鹏在总行委分别担任主席团成员、总行委委员、青年秘书处书记、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作为暴动最高指挥机关，停止党、团、工会等一切正常活动。

总行委负责组织武装暴动的任务，行委要实现军事化，行委的决定就是最高命令。于是，江苏省总行委成为全国第一个将党、团和工会领导机关合并起来贯彻“左”倾冒险计划的省级领导机构。李立三等人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最先在江苏，尤其是在上海首先爆发的可能”，强令各地扩大斗争，在农村到处搞暴动，在城市搞总同盟罢工，企图把江苏作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典范。

江苏省总行委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和安徽部分地区，机关设在上海。上海市区各区行动委员会、分区行动委员会以及南京市和徐海蚌地区20多个市、县行动委员会相继在7、8月间成立。

但暴动在江苏各地陆续开始后，基本以失败告终。

7月16日，中共沭阳县委领导人胡寿明和沭阳区委陈浦增率领农民暴动队在新河集举行武装暴动，胡寿明牺牲，暴动失败。

7月20日，中共泗阳县委书记王沛等组织500多名党员和群众，在李口举行反霸抗捐武装游行，一天后遭镇压而失败。

皖东北农民大起义，由于消息走漏，组织起义的泗县行动委员会被迫于7月中旬提前行动。双沟、官塘、大庄集、马公店、青阳一带有2000多人参加了暴动，他们在黑塔、塘河沟一带，与反动武装苦战六天七夜，终于失败，很多同志被捕或被杀害，中共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7月27日，红三军团乘虚攻克长沙。李立三被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求全国各大城市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命令南京立即组织武装暴动，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南京举行士兵暴动，认为这会使最高反动统治机关加快覆灭，导致全国数千万群众之兴起。为加强组织领导，他委派中央军委的曾钟圣（曾中生）去宁指挥，同时为组织完善以及增强保障胜利起见，他派革命意志坚定，行为果敢，具有较强暴动指挥才能的吴振鹏以“总行委”领导名义前去南京督战。

曾中生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市人，军事家。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历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35岁。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首次“南京暴动”定于8月1日举行。为了掩护和协助军委派去的南京暴动直接领导人曾中生（即曾钟圣），江苏省委决定委派黄杰（徐向前夫人）随同曾中生一起来到南京。7月31日夜间，正在组织指挥的曾中生当着黄杰报告吴振鹏说：“经过我的了解和分析，南京党员不多，组织也不够健全，组织兵运更不得力，所以，在我看来南京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前来督战的吴振鹏认为曾中生的说法或者分析不正确，至少是不全面，就也当着黄杰的面批评曾中生说：“南京市委经过几轮冲击破坏，市委组织体系都能在被破坏后的短期内得以迅速恢复，市委大旗仍然高举着，你能说党员欠缺，组织不健全？”谁知道曾中生自以为是军事干部，又与黄杰同在过黄埔，今天在临战时刻遭到政治干部吴振鹏当着黄杰年轻女同志面批评他，心中有些不服就反问吴振鹏：“那请问吴委员，南京市委为何屡遭破坏，而对敌运动基本是被动局面？”“这不能简单用你单纯的军事眼光分析这样的局面，它之中既有军事的，更有政治的。作为反动派的军事政治中心，它会用强过其它地方上百倍力量进行各种防御和有效反击措施，包括军事破坏、渗透，政治破坏、渗透，南京市委说明还没有寻到击破敌人致命的突破口，但他们坚持在艰难的寻找中，并不能认为他们组织不健全，工作不得力。”

曾中生还是不服，两人便发生了争执，好在一旁的黄杰敢于当着他们俩劝解，她还是有点份量的人物，是恽代英亲自带过的女子黄埔生，参加过北伐，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央军委、临时中央局机关交通员，见到过周恩来、李富春、项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领导人。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电话接线员，后被李维汉调到江苏省委工作。对于她的劝解两位领导还是要给面子的，从领导开始争执到争吵过程中，她一边倒茶，一边劝说，总能在争执开始升级的时刻恰到好处地将两人的“火气”有效扑灭。

当天夜间，曾中生要前往前敌指挥所巡查并现场发布指挥命令，以安全为由请吴振鹏留在指挥所并安排几个警卫寸步不离，他临走出指挥部时报告吴振鹏说午夜按计划以枪声为号进行暴动，让他在指挥部等待消息。结果吴振鹏等了一夜，没有等到暴动的消息，早晨回来的曾中生报告说，计划中的“起暴点”枪声未响，暴动未起，原因正待查明。

“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显然吴振鹏愤怒了。

“我怎么报告？当时情况我不能判断暴动是停止与继续！”曾中生极力解释。

“你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应该明白战略的进退与战术临阵应变，更要懂得按级执行命令和指挥！”吴振鹏对他有意隔离自己于暴动前沿之外，“包办”暴动，又“包”而不动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慨。

“是的，我是军事干部，我有我的战术判断……”

“住口！……你再狡辩，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只见吴振鹏突然拔出手枪“啪”的拍在桌上。

面对怒目而视的吴振鹏和桌上的手枪，曾中生无声了。

但基于这样的情况，没暴动却有革命同志被发现，被渗透的特务和叛徒出卖，吴振鹏也只好宣布先停止行动。当天下午，狠狠训斥了一顿曾中生后，便匆匆回上海向中央汇报。

听到吴振鹏汇报后，李立三暴跳如雷，他拍着桌子大骂曾中生无能，不听指挥，决定将他撤换下来，同时命令吴振鹏驻守军委作战部门以江苏总行委委员协助和督战全省暴动。

1930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指挥全国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机构——总行动委员会，委员有李立三、邓中夏、吴振鹏、陆定一、刘伯坚、徐锡根、向忠发、李维汉、王克金、余飞、陈郁、袁炳辉、罗章龙、潘问友等14人，向忠发、李立三 、徐锡根、袁炳辉为总行委主席团成员。

李立三在成立会上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强调党的总任务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的工作”。并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指出：“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的走向崩溃与死亡。”断言：“全世界普遍的逼进于直接革命的形势”。“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与经济的危机，革命的危机”，因而“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不可避免。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已经成了全国总行委主席团成员，而总行委建立的提出到总行委的行动计划、路线决策都是李立三一手操作和掌控，向忠发处于党内位置的空架子角色，相关会议决策上总是附和立三，好像只有这样才符合他总书记的身份，党内高层同志看得出，李立三已经凌驾于总书记之上，他的冒险主义暴动思想已经绑架了总书记，绑架了党中央！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不正常的体制和外部斗争形势错判的情况下，“立三路线”迅速将我党命运推向危险的地带！

8月8日，李立三又派中共总行委委员徐锡根和吴振鹏去南京再次组织督战暴动。这次暴动因两浦党员大造革命声势，张贴标语，未及发动即暴露了计划，敌人疯狂搜捕，加上叛徒告密，致使南京地下党遭严重破坏。

回到上海的吴振鹏得知暴动引发的严重后果大为吃惊！于是他对第二次南京暴动后果陷入了沉思，后来他问同去的徐锡根：“是不是暴动的总路线有错误？”可徐的解释说是军事技术上的错误而无关暴动路线问题。

8月20日，中共南京市行委书记李济平，委员夏雨初、任旭升、宋如海，中央大学支部书记黄祥宾等20人，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自7月下旬以来，南京已有近百名中共党员被捕牺牲。

这个时候的吴振鹏已经开始怀疑“全面开展全国城市暴动计划”的盲动和冒险性，通过他亲自组织并督战的几次暴动以及全省相继暴动并遭到敌人疯狂镇压造成我党重大损失的事实，他觉得“立三路线”是有问题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

吴振鹏通过参加汇报、通报战况会议以及相关统计，了解到自7月至9月，江苏省总行委在上海全力以赴地投入纱厂，法商、英商电车汽车工人、黄包车夫等大罢工，举行了七一六、八一、九七等闹市中心的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并在南汇县发动了泥城农民暴动。这些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都失败了。据8月底不完全统计，江苏全省仅存徐海蚌、通海两个特委，县委也从69个减少22个。 据全国互济会调查显示，1930年4—9月半年中，江苏被杀害的党员和进步人士、群众有达3130人，被捕1408人。

为此，作为执行“立三路线”总行委三号人物的吴振鹏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正式向李立三提出 “是否是总路线有错误”的问题，并请中央总行委讨论。谁知，吴振鹏在一次行委工作会上向李立三提出时，被李立三当场斥为“有严重的错误”而予以拒绝。会后还将吴振鹏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大肆批评了一通，他觉得像吴振鹏这样具有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只能坚决相信“立三路线”革命彻底性和正确性，除此之外中国革命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斗争方向性的指导路线。吴振鹏临离开他办公室时，他还唉声叹气地对吴振鹏说：“连我一贯欣赏的吴振鹏这样一个斗争坚决、意志坚强的革命者都准备向敌人妥协了，中国革命难道开始准备‘沉沦’了吗？”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为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