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六届三中全会 中央拨乱反正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摧残和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七军由6000人锐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许多同志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白区的恽代英、何孟雄和在苏区的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或抵制。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然而,许多同志都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视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打击。
江苏省委领导成员中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是省委候补委员何孟雄。他因在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上尖锐批评李立三和中央政治局的“左倾”错误而受到批判,但他还是坚持真理,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写了《政治意见书》,鲜明地阐述了自己反对立三的领导路线的意见。为此,何孟雄被撤销了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职务,降为江苏省委干事并暂停分配工作,同时支持他正确意见的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打击和排挤。
这段时间中央路线争论掺杂着斗争的政治局面令吴振鹏陷入人生思想的低谷。他从来就是一个革命信念的坚定者,前沿的冲锋者!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判和指导下,中共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权威领导手持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加杂自己的片面理解形成了“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他被暂时蒙住了一直聪慧的双眼,曾经深刻的思想堡垒也被击穿,从而成了“立三路线”积极的响应者、追随着、主要执行和领导者……他期待在这场集中优势力量以重要城市为“中心开花”,而迅速瓦解敌人政权和肃清敌人余力以达到革命加速成功的目的。可是,血的事实,让他顿悟,醒悟之后就是无可挽回的悔恨……不堪回首的一个月的“冒险暴动”给党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这让他心力憔悴、悔意万丈……
于是,他的内心在徘徊在彷徨,外滩、苏州河边、圣约翰大学校园、沪西郊外,甚至昔日领导战斗过的引翔港、弄堂小道都落下他内心苦闷孤独身影。
于情于纪,他内心的苦以及伤,是不能对王履冰讲的,况且,她那么积极地为革命工作,那么对革命前途充满坚信与乐观,他在回家时都极力掩饰满腹的心事,而是表现出和风悦色的样子。
无数次他梦见自己在万山红遍的苏区,身穿红军军服行进在队伍中,梦见自己随着冲锋号声跳出战壕向敌人冲去……醒来时,片刻心灵的解脱唤出大汗淋淋的快意;多少次梦回敌强我弱的城市中心暴动画面,无数革命志士被逮捕、被集体屠杀的画面,多少次梦中惊醒手已经伸向枕下握紧手枪……
吴振鹏病倒了,从低温、发冷到高温不止,咳嗽不止……
长期艰苦的地下工作,起居不规,营养不良,严重透支、且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使他的病情在悔恨交加、身心疲惫中到了“总暴发”阶段。
当一口鲜血印在他洁白的手帕上,吴振鹏面对阳光闭上痛苦的眼睛,对医生曾经给他诊断出的肺病且加重的病情深信不疑了。他不怕病魔,更不怕死!只是害怕它影响会耽误还在等待他的许多工作,害怕它会让他不能顺利完成自己为党加倍努力的心愿。
于是他隐瞒病情,一边坚持抱病工作,一边悄悄到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同仁医院治疗,甚至他都没有将病情告诉王履冰,为的是不让她担心,也为不让她分心影响工作。
终于有一天下午,他在去医院挂水途中,倒在离医院一百米的路边墙角,幸好有几位圣约翰大学认识他的学生路过,将他紧急扶进医院。
当他醒来时,已经是深夜,一边的护士睡着了,窗外月挂梢头,星星也点点闪闪的仿佛向他示意或者要倾诉。
此时,他想用心默默朗读几句诗句,献给属于他的安静的夜晚,献给那挂在树梢月亮与眨巴眼睛的星星,献给爱他的和他所爱的人。
他最想朗诵的不是王昌龄《闺怨》的那种青春悔,也不是陆游《钗头凤》中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更不是南朝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中《长歌行》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光悔。此刻,他觉得最想读一读辛弃疾的《临江仙•六十三年无限事》:“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少是多非惟有酒,何须过后方知。从今休似去年时。病中留客饮,醉里和人诗。”诗句正合拍他此刻心境。
1930年8月,关向应与秦曼云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8月底的一天,身体初愈的吴振鹏带王履冰为关向应和秦曼云在一个僻静的茶楼上喝茶送行。在吴振鹏与关向应喝茶期间,生性好打扮的秦曼云领着王履冰只出去转了一会儿,俩人并都买了一身上海流行的旗袍。
看着她们俩动态的红绿旗袍身影,身体仍很虚弱的吴振鹏仿佛浮现在旖旎的梦里,梦里依旧奢靡喧闹的十里洋场,风起云涌里也有谍战的波澜诡谲;光怪陆离的夜总会,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上演着无数杀人越货;宁静安详的上海滩,悠悠涤荡,鬼怪淫毒不分昼夜。不管你是上海人还是过客,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一段岁月,缠绵细腻的吴侬软语,承载沧桑气息的弄堂,都会让你置身其中沉醉,沦陷......
恍惚中,秦曼云穿着件大红的旗袍,不时在关向应面前扭动她的腰支,摆弄她本来已经显得娇艳的姿态;王履冰则着一件白底蓝花的素色旗袍,到有几份文静、典雅。两人旗袍色彩与款式到也符合身份,一个是洋行经理夫人,一个女书店经理。如果移开革命的视线,回到生活的轨道上,大上海在众多的美丽衣裳中,旗袍的确有着别样的风情与魅力。动起来,如一首宛转悠扬的歌摇曳于风中;静下来,则像是一幅婀娜杨柳的画安然于眸底。
妇人的旗袍欣赏节目早已经结束,分别的茶水也不知不觉中越喝越淡;曾经的上海“青运四大金刚”而今只剩“孟冰”、“季冰”。即使又重逢于上海,但因彼此的工作特殊性见面基本没有机会,要不是两个女人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缘故,恐怕两兄弟这诀别的机会都会轻意放弃。
茶楼外面已经是细雨霏霏,分手的人起身回转再执手相看,吴振鹏眼前闪现的是那一段沉睡的往事浮光掠影般地向窗外飘摇,他心内的泪渍模糊了一片。
1930年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由上海赴武汉担任长江局军委书记,秦曼云随往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特破坏而撤回上海。这期间,关向应被关在英租界巡捕房。但没有暴露身份,加上周恩来的营救,最终租界当局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并被释放。出狱后,关向应被派往湘鄂西苏区与贺龙并肩战斗,从此关、秦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这期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已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从1930年6月至9月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在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从1930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1930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行使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使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2.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职工运动问题。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但“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作了发言。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
吴振鹏代表团中央作了《组织问题中青年团代表的副报告》,报告指出:“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应当立即恢复党、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要求党和团的组织军事化更是不适当的。”他指出:“中国共产青年团的工作必须转变,——由狭小的团队工作范围转变到青年群众工作去!由青年群众斗争的尾巴转变为青年群众斗争的领导者!”他号召青年团代表:“在组织体系中充分而正确的传达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局的政策给全团及全国青年群众,使全团及全国青年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的正确的工作路线下,争取苏维埃的中国之胜利和世界革命之胜利!”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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