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头号叛徒   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蜜月”中的吴振鹏实际还处于中共苏区中央局筹备的待命中，他除了按中央临时指示参与指导和协助江苏省委工作外，仍然兼任团中央委员、青运部长和宣传部长职务。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机关，一直随红军总部行动，在动荡中几经辗转，加上国民党对苏区进犯和毫无人性的边区封锁，致使中央局与全国交通、信息阻隔，除中央苏区外，无法对全国其它苏区实行有效领导。同时，领导机构不能完善，人员也不能到位，除了指定成员中中央苏区人员外，周恩来、吴振鹏等在上海中央机关和全国相关领导人都没有按时到位。

而在上海的中央机构经过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调整为: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接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农民部长张闻天、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其中，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第二、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第三、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是在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领导上层的。也正是这二人几乎给上海的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

1931年4月24日，团中央书记博古召开团中央委员会议，主要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号召白区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碍于吴振鹏从1927年第四届团代会就一直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且是中央局成员，一直担任团中央青运和宣传部长，组织和指挥过若干大小示威活动，在上海，在党团组织内威名远扬，目前又是中央指定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所以会上，博古多次请吴振鹏针对“五卅”纪念作指导。可是，面对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博古，回顾“立三路线”对党的革命事业犯下的错误，吴振鹏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中肯建议。

会议的第二天，即25日当日深夜，吴振鹏突然接到用暗语传达的紧急电话通知。来到会议地点，聚集了中共临时政治局部分成员、团中央和江苏省委相关领导和中央特科全体人员。

周恩来看了看大家，脸色冷峻地宣布一件令在座的人员大吃一惊的消息：“顾顺章叛变投敌了！”没等大家到吸的凉气呼出来，中央特科书记陈云立即当机立断宣布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

会后第二天，按照中央要求，在中央特科和江苏省委协助下，吴振鹏住处立即被搬迁到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偏僻里弄一角小楼。

顾顺章与吴振鹏有多次接触和共事的片断。1930年7月14日，吴振鹏与顾同为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当时他化名黎明；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上海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吴振鹏与顾同时参加并为主席团成员。特别是在江苏总行动委员会相关工作接触中他给吴振鹏印象，开始相处会让人觉得他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接触久了他的另一面就渐渐显露，那就是虚荣、欲望以及狡狤。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1931年3月下旬开始，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并负责护送一批武器去江西瑞金。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党内地下斗争的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

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4日，不顾秘密工作的纪律，化名“化广其”，在汉口新世界游艺广场重操旧业，公开登台表演魔术，企图赚点外快一尽欢娱。正在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顾顺章被叛变邀功的王竹樵发现，当即被捕。

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

顾顺章的叛变非比一般，由于多年掌控特科与交通，他的身上全是党的最高机密。尤其是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规律、方法、诸多领导的驻地、相互联络的手段及任务，他都了如指掌。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截获情报，周恩来紧急应对

钱壮飞正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里，那天夜里，徐恩曾不在，他接连收到了六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里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副本，他偷偷将电报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但他非常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逃往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后来钱壮飞安全撤往江西苏区，1935年，牺牲于长征路上的金沙县。

刘杞夫连夜到达上海后，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然而，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

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造成史无前例的惨重打击和破坏，他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导致了800多名的共产党员被捕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恽代英旋即被处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6月22日，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

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

1932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被洗劫成灾，党的同志时时处于被追杀、躲藏、蛰伏状态，上海的地下工作基本被“亮化”，大部分联络点、交通线“浮出了水面”，城市的工作已经极难开展。尤其是1932年开始，共青团组织连续遭受大的破坏，以至牵连到党的领导机关，临时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中共中央因此决定迁往江西。

1931年12月，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三易装束过险关”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陈云与博古在1933年1月17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3年2月，共青团上海中央局机关被破坏，团中央书记王云程，组织部长孙际明被捕后公开叛党。

在此期间的吴振鹏，工作和生活基本处在动荡之中，但在他心中每天的坚守就意味着他在战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吴振鹏都认识并且近距离接触过，特别是顾不但与他共事多年，曾在总行委期间多次一起开会坐在一起攀谈工作，曾经有一次谈到他的业绩时说，只有在特科工作过的人才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此，他动员吴振鹏说：“像你这们性格刚烈的人，到了特科肯定会有大作为的！”

因此，顾对他应该属于比较熟悉的人。

为了证明顾顺章是不是发现并盯上他的情况，吴振鹏于转移的第三天晚上，配上假胡须，穿上长衫，头戴一顶礼帽化装成一位老先生，悄悄来到他家小楼后巷口，在一个正对他家小楼西北窗的拐角处观察一番，果然不出所料，特务们来过了。他们每次出门都会做不同和相应记号，比如在门缝间夹一丝头发，或在紧靠门内地上洒一块不细看是看不出的粉尘等，只要有人进来过，就会发现。还有就是觉得可能已经出事而不能冒险前往现场只能远看的观察记号。吴振鹏这次搬迁走时，在西北窗外放置了一只小花露水空瓶，因为颜色与窗户相近，又放置在窗格处，里面的人是不容易发现的，所以只要有人推开窗户，那只小花露水瓶自然就不在了。

向忠发早在苏联党的六大、团的五大会议上见面认识，在中央总行动委和党的六中扩大会议上又碰面，特别是他也是总行委成员，经常在总行委相关会议和行动中见面。

顾顺章与向忠发相继叛变后，一批党、团机关和党的地下交通线、联络点遭到重大破坏。

中央指令立即关闭所有交通联络点，进入静止和蛰伏状态。由于大部分交通线上的党团人员名单已经被曝光，长江书店接受指令是除了书店招聘的外围员工外，党团骨干人员一律撤出转移。

7月的一天晚上，吴振鹏与王履冰悄悄来到闸北长江书店分店观察动静，发现二楼阳台上放出了三盆红色的月季，这是最高警戒，说明联络点已经遭到敌人破坏和控制。书店正常五盆花五色属于正常状态；三盆不同色告诉要来的联络人暂时有情况，在周围观察等待警戒消除；三盆黄色的菊花直接告诉来接头的人第二天再来，或者是等待下次指令；而三盆红色就是告诉这个点已经被摧毁，新的接头联络点将会在报纸中的租房广告中出现。为了防止特务识破暗号，在长江路书店左侧不远的电话亭一小角上会有书店出租和提示看报的日期，同时在马路对面的电线杆上也会有相关提示。这些警戒标志，吴振鹏一一得到了检验。

后来，交通线又变动过好几次，最后采用无固定式的流动式联络点，不定期变动，让特务无法掌握规律。

随着临时中央和党团组织机关迁往江西苏区，一大批党、团重要负责人陆续前往苏区以及共产国际苏联，上海这个党的创始地、成长地、指挥全国党组织的大本营一下子成了“空壳”成了党的政治“真空”。

但看不见的战线是与敌人的疯狂绞杀并存的，并且是持久的，坚决的！为在相对“政治真空”中，贯彻中央路线精神，及时传达并执行中央指令，同时有效的联络和恢复党被破坏的地下组织，1932年5月，中央机关撤往苏区中，中央任命吴振鹏为中共中央巡视员，直属中央中央领导，根据1931年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吴振鹏负责巡视的江苏包括上海、安徽、浙江等省，属于中央的“全权代表”，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也是这几个省市的“忠实的领导者”。

为确保他外出巡视安全和工作与生活起居，中央分别从特科和中央秘书处抽调两年轻人员配备给他，协助他工作。

在险恶的环境中，吴振鹏与敌人坚持顽强的斗争，经常奔波在江苏、浙江、安徽之间，参与领导，纠正工作方向，传达中央精神，收集各地斗争情况，并一边巡视记录一边撰写成报告用于汇报中央，还在《列宁青年》、《红旗日报》等党团机关报刊上发表内容涉及描写青工罢工斗争，武装暴动，介绍苏维埃代表大会、苏区青年任务工作和扩大红军，指导少年先锋团与童子团工作， 反对团内右倾，反对冒险机会主义等大量文稿。

繁重艰辛而又长期危险的工作，加上长期得不到休息和营养，吴振鹏的肺病在不断的加重，经常咳出血液，但这丝毫没有让他对工作退却，有时越是病情加重，他越是坚强地工作，仿佛他要与生命赛跑一样，只要还有一丝力气他就会坚持，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要工作……

（未完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