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0年，对于吴振鹏革命生涯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之年，同时也是他革命生命走向顶峰的一年。

这一年他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大会、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代表团中央在会上做了团工作报告；这一年，他参与了南京市委遭到第五次破坏后的恢复工作，参与南京暴动两次指挥和督战，在《红旗日报》、《列宁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意义远大的指导全国青年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文章；这一年他相继受命担任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总行委委员、兼任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管辖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党组织的江南省委常委，被中央指定与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七人组成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一年来的形势，指出：“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之下，使我们的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今后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必须“建立和发展工农群众的革命组织”，改变党代替工会、农会的错误倾向。提出为了巩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

加上中共六大以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尤其是曾受大革命影响较深的南方几个省区，革命形势趋于高涨。到1930年上半年，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有18个区域127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全国红军已扩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农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与扩大；全国工人罢工浪潮此伏彼起；反动军队的兵变现象与日俱增。在新的革命形势高潮面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提出，当时需要有集中的最高政权组织即中央苏维埃政府，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政权。这样，中共中央就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作为党当时的中心任务，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完成这项中心任务，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六十八号通告《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最早提出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任务和号召。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成立了大会筹备处；各革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热烈拥护和响应大会的召开。

在这之前，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党中央决定先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1929年冬，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林育南根据党的指示，从武汉来到上海化装成南洋华侨，化名李敬塘，在上海秘密进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掩护林育南的工作，让他与刚从济南调来上海工作的张文秋(化名李丽娟)结成假夫妻，张文秋对外是林育南的“妻子”，对内是秘书。

经中央同意林育南在繁华市区的英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的拐角处，用每月白银60两的高价，租赁了两栋宽敞的三层楼房(今北京西路690一696号) 作为住宅。

楼房三面临街，每面都有门出入，进出非常方便。楼房一楼是林育南的住宅，陈设着各种高级家具和日用品。二楼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各房间备有草席，个别房间还备有一两张桌椅，供开会和休息时用。楼上临街房间的玻璃窗上，装有墨绿色呢子窗帘，以防街上的人窥视室内情况。

他们把这两栋房子里里外外都布置得俨然象一个家藏万金的大资本家的豪华住宅，还雇有“厨师”、“佣人”，进出都乘坐小汽车。以至林育南、张文秋等在此活动近一年之久，反动军官和租界巡捕都不敢贸然上门问津。

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多。当时交通、通信、物资条件很差，环境也很恶劣，筹备工作只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作为筹备大会的主要负责人，林育南与李立三、项英等密切合作，将大会筹备工作做得极其出色。

这两幢楼房就成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年5月20日至24日)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1931年9月19日至11月)三次大会的会场。

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报道和召开期间，吴振鹏组织江苏省委会务骨干并指导了上海青年团骨干参与大会的相关筹备、接待和会务工作。

为了防止敌人跟踪，确保代表们的安全和会议安全，会场附近设立了三个招待所。每一位到达上海的代表，都必须先住到招待所，由彭砚耕进行严格的代表资历审查。审查合格的代表，再经过必要的化装后，由外交秘书用专车接到大会会址。接代表时，还将汽车上的窗帘全部拉严，不让车外的行人看到车上的代表，也不让代表看到行车路线。进入会址的代表，按规定—律不准下楼，更不准出大门上街，只能在楼上的房子内活动。无论是白天晚上，不许打开窗帘，也不许掀开窗帘朝外观望。

因为担心买太多的床招来怀疑。床位安排得不多，每个房间只有两张床。晚上，只好在每间房的地板上铺上褥子、被子，让代表们睡地铺。天亮以后，工作人员就把卧具集中收藏在一间小屋里，以备晚上再用。

会议开始的那一天，林育南带着经过严格审核和会务训练过的、包括吴振鹏选派的上海党团骨干人员组成的全体工作人员，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热情地迎进了西楼二层的会议厅，大会的会场就设在这个会议厅里。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在东楼一层的会客厅里，还另外布置了—个寿堂。寿堂中间挂着一个金色大“寿”字，两边挂着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寿”字下面还摆设了—张铺有大红绒毯的供桌，陈列了红色的寿桃、白色的寿面和金黄色的佛手。祝寿宾客的座椅上摆放得整齐有序。为了使阔气的寿礼具有最大的真实性，还请来一位同志的父亲，让他装扮成李敬塘(即林育南)的父亲“李老太爷”，等候在隔壁的房间里，随时可以进寿堂，接受人们的祝贺或叩拜。开会以前，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早就统一了“口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一口咬定是来祝贺“李老太爷八十寿辰”的。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就是在这种颇有封建色彩的“祝寿”掩护下，秘密召开的。

大会于5月20日正式开幕。大会应到代表55人，实到48人，有7位代表于闭幕后才到。除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青年团的代表外，全国七万以上的红军，湖北、广东、江西、湖南、福建、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的苏维埃区域，上海工联会、香港工代会、广州工代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武汉赤色工会、唐山赤色工会等地方和各革命团体均有代表参加。

中共代表李立三宣布开会、致开幕词后，吴振鹏代表团中央以及全总等各团体先后向会议致祝词。

会议推举未到会的斯大林、加里宁、罗佐夫斯基、马洛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项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吴振鹏、徐锡根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推举王宏为大会秘书长。

李立三除了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政治报告，提出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以及苏维埃大会的政治任务外，还作了《土地法令报告》，提出没收土地的三条具体规定；王宏作了《关于苏维埃组织法报告》；项英作了《关于劳动保护法令报告》；王太沧作了《红军问题报告》等。

大会的决议、宣言和其它文件共二十七件，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将政治决议案、暂行土地法令、暂行劳动法令、红军问题决议案及大会的总宣言作详细的讨论。在赤色的气氛中，每一代表对于每一决议的报告，以最深刻的精神去注意，以最热烈最透彻最实际的内容提出意见，特别是对于政治决议案，经过了二十小时以上的报告和讨论，几乎没有一个代表没有发言，很多代表发言三次以上。

大会的惊人壮烈而透彻地讨论，表现了全国的革命群众是如何的热忱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而作战！

吴振鹏作为主席团成员，又因此时关向应已去军委工作，他作为团中央代表，在会上做了《苏维埃区域中的青年问题》发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大会虽然未能对他的发言做专门的讨论，但他的报告得到整个大会充分关注，并且对于青年问题作出了原则的决定。

他在大会发言中说：“感谢大会对青年的问题的关注，大会对于青年各方面问题内容的收集和整理，我深信这将是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对全国青年运动的指针。”

他谈到了全国青年面临的生存状态，以及要求革命并争取为全国苏维埃胜利而战决心。他说，在中国革命根本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在，在中国劳动群众生活日益陷入悲惨境地的现在，全国青年的生活条件，是更加不堪了，特别是生产合理化与民族工业破产的结果，使广大的青年工人在机器的转动下受着资本家的最高度的榨取。农村经济的恐慌，使广大青年农民更遭受着失业，流离的青年，死亡于枪林炮雨之中；军国主义、“爱国主义”的麻醉剂正大量的对青年的脑中注射。残酷的白色恐怖，青年更遭受其最多量的“恩赐”。这些经济的政治的条件，构成了中国青年工农兵士及一切青年劳苦群众，更加迫切的要求革命要求组织，在明显的政治斗争的旗帜下，一致的为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而战，因而在一切革命斗争中，青年无时不是在斗争的最前线（红军中青年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赤色先锋队中青年至少占有半数，少年先锋队之英勇的参加作战，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的组织有十万以上的人数……等，便是最明显的证例。）

他也谈到了青年斗争工作的不足以及原因。他说，我们要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来检查我们的弱点，寻求原因，克服这些弱点，使青年群众在“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之胜利”的斗争中，更表现他的战斗作用，执行他的伟大的历史使命。首先我们看到青年群众在斗争中还未能充分的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和准备总同盟罢工中，在红军的猛烈扩大中，在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中，表现的力量还很弱，还非常的不够，甚至在某些部分和某些地方因为工作路线的错误，以致妨碍了正确的策略路线的执行。如上海不能坚决的去组织青工罢工，赣西的少年先锋队不受红军及苏维埃的指导，颚东北少年先锋队和赤卫队争夺群众和武装……等。其次是组织工作的薄弱，到现在全国青年有组织的只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特别是城市中青年工人的组织更为薄弱，而且对这些有组织的青年群众，正确的领导非常缺乏。这些弱点，主要的是由于几个原因所造的。一、小资产阶级的清谈倾向，富农路线和农民的错误意识——右倾。他障碍着青年群众对正确的工作路线之执行。二、对青年工作忽视和对青年问题欠缺正确的了解，以致忽视或取消了青年工作。如上海在“五一”准备中忽视青工罢工，赣西南、颚东北的解散少年先锋队，赣北停止童子团的活动，红军第四军中的党部取消共产青年团的组织……等。

在总结青年斗争工作的得失以及原因后，他提出了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执行正确的“总路线”。

他说：“因此，我们要来克服这些弱点，首先必须：一是坚决的与清谈倾向，富农路线及农民的错误意识作战。不能肃清右倾，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正确的工作路线。二是对忽视青年工作取消青年工作的倾向作战，正确的去了解青年工作的重要和青年工作的正确路线。三是目前青年工作的总路线是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而要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下列工作：一、青年工人参加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及总同盟罢工和举行青年单独斗争，在斗争中争取青年特殊利益。二、青年工人加入赤色工会、赤色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三、青年农民踊跃的加入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参加地方暴动！努力扩大苏维埃区域，参加苏维埃区域对外发展的斗争，坚决的去深入土地革命。三、青年士兵加入士兵委员会，参加兵士暴动和兵变，投到红军中来。四、红军中的青年士兵，一致为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对敌人作决一死战。五、少年先锋队队员参加红军作战，加入红军。六、坚决的反对清谈倾向、富农路线和农民的错误意识。七、坚决的反对和肃清取消派、改组派的活动，一致的在“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的总路线下，准备武装暴动。”

吴振鹏发言刚刚结束，参加大会最年轻、列席会议的16岁湖南籍少年先锋队的队长“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皮色红黑敦厚而稍近野性的面孔微微仰起，两眼圆而有精神，他首先代表少年先锋队向与会领导代表致了一个标准的队礼，然后目光平视前方，举起右手臂大声呼喊：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胜利永远属于伟大的苏维埃！”

他呼喊口号时，并跟着口号重复使劲挥动着右臂，仿佛他两眼“冒出”地锐利“火箭”，已经射中敌人的“要塞”。

会场上的代表被感染了，也跟着一遍遍呼喊起来！

吴振鹏的发言报告，后来他整理成文章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经过与青年问题》为题发表在1930年6月10日出版的《列宁青年》第38期上。

会议于23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重要决议以及许多文告，大会宣言强调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指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为此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二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

这次大会规定了苏维埃区域的策略路线与具体任务，制定出苏维埃政府的根本法令，这对于动员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于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关于形势、任务、策略、政策等“左”倾分析、主张和规定，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

大会主席团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府。后来由于中央苏区全力投入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使全苏大会未能按预定日期举行。

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歌声中闭幕。

代表艺术团体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家、中共党员，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后来以《一个伟大的印象》的标题文学化的记录了这一划时代伟大会议场景。

他写道：“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底火焰，也将由我们底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我们分散了，在我们底耳边，仿佛响彻着胜利的喇叭声，凯旋的铜鼓底冬冬声。仿佛，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是竖在我们底喜马拉雅山的顶上。”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吴振鹏亲自组织上海党团骨干部署分头、分批护送会议代表安全出沪计划和措施。当天晚上，代表们先分别分批送到了三个招待所。在招待所里，再根据来上海时采用的身份，重新改换装扮，先后于当晚、次日、后日安全出沪，踏上归途，返回自己的岗位。

会议结束后，李立三立即委派吴振鹏以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委员身份前往南京组织“红五月行动”委员会并策动“五卅纪念”暴动，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等“五罢”斗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

此时的吴振鹏还没有看出“立三路线”的盲目冒险性和错误性，而是对“立三路线”所描绘的革命斗争风暴般的到来和即刻实现预定的胜利心怀激动的期待。

（未完待续）